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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假设你们三位是投资人要投项目，在对方的技术路线中，最不敢投哪一条？它最大的技术风险点是什么？”核聚变论坛上，主持人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突然抛出角色互换的提问。坐在米磊身旁的三位主角，是星环聚能创始人、首席科学家谭熠，东昇聚变创始人、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教授许敏，以及鸿鹄未来能源CTO魏西硕。
核聚变承载着人类对终极能源的想象，但通往终极之路尚未明朗。国际原子能机构（IAEA）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目前全球共有174个聚变装置（包括已投运、在建及计划建设），其中托卡马克装置78个、仿星器装置28个、激光惯性约束装置20个、其他路线个。托卡马克是当之无愧的主流，工程经验最丰富，也最接近商用，但其成本与复杂度至今令人望而生畏。同样采用磁约束的仿星器堪称托卡马克的“近亲”，得到的关注和资金却少得多，一度被视为冷门路线D打印技术突破才使之显著提速，重新进入聚变商业公司的视野。而氘-氦3作为最理想的燃料，也是最遥远的梦：其所需温度远高于氘-氚聚变，且地球上基本上没有天然氦-3。月球表面的氦-3储量虽丰富，但开采和运输仍是科幻级别的难题。
星环聚能选择了一条极具差异化的技术路径：在高温超导强磁场球形托卡马克的基础上，多冲程重复运行，用磁重联加热等离子体。这改变了传统“长时间维持高温等离子体”的思路，而是像内燃机一样，利用短脉冲不断快速“点燃”等离子体并往复做功。目的只有一个：让聚变堆变得更小、更简单，从而大幅度降低建造成本。
短脉冲降低了传统长脉冲托卡马克等离子体大破裂的风险，但新挑战由此伴生。“代价是托卡马克周期性运行，所有磁体、结构都会受到周期性应力，第一壁表面受到周期性中子负荷和热负荷轰击。如何让材料在反复应力、反复热负荷下保持长时间常规使用的寿命？”谭熠打了个比方：就像高炉里的耐火砖，长期处在两三千摄氏度安然无恙，但一旦经历几次降温循环，“马上变成渣渣”。
谭熠看到了短脉冲的代价，许敏同样如此。“没有全是优点、没有缺点的路线，也没有全是缺点、没有优点的路线，都是各种平衡的结果。”由复旦许敏团队孵化创办的东昇聚变选择了“氘-氦3”路径，是全球首家采用“托卡马克位形+氘-氦3燃料”方案的磁约束聚变企业。主流的氘-氚反应会产生大量高能中子，需要厚重的辐射屏蔽层，装置规模天然偏大，选址受限。氘-氦3燃料路线几乎不产生中子辐射，放射性废物极少，能量转换效率更加高，被视为“完美聚变”的代名词。
“选择氘-氦3，我们避开了对抗中子辐照材料的要求。但代价随之而来：一定要采用高温超导强磁场作为托卡马克的前提。没有高温超导，没有强磁场，氘-氦3聚变在经济上不可行。”许敏并不讳言这是一条冒险的路：氘-氚聚变一定是全球最易实现的聚变方案，东昇聚变的定位是国家主流路线的重要补充，“我们大家都希望这条路线能够走通，作为国家选择时的Plan B。”
“近几年德国W7-X（世界最大仿星器核聚变装置）的实验，一次次刷新我们对仿星器优势的认识。”他介绍，2024年，W7-X证明通过磁场几何结构优化，可以将新经典(14.900, -0.43, -2.80%)输运降低到湍流输运水平以下，这使得仿星器与托卡马克站上了同一个起跑线年，该装置实现等离子体连续稳定运行43秒，创造了该时间尺度下的聚变“三乘积”新纪录。“而且主要是工程限制，这两年升级后，高参数稳态运行时间还会拉长。这些实验结果增加了我对仿星器的信心。”
至于仿星器面临的传统挑战——三维磁场设计和异形线圈制造——魏西硕认为正在被技术进步消解：“AI工具的发展让磁场设计有了很大进展，三维高温超导线圈工艺进步和成本下降也是实实在在的。”更重要的是，国家近年来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的第一壁和包层材料等关键技术攻关，以及应用于托卡马克的中性束注入加热（NBI）、诊断设备等，都可以直接平移到仿星器上，避免了重复开发。
米磊认为，聚变的投资风险正在大幅变小，全球技术发展的新趋势越来越明确。随着资本与人才加速涌入，聚变的成功概率随之上升，商业化时间线不断压缩。在他看来，不同技术路线的探索都是国家队主流路线的有益补充，但格局不止于此：各条路线其实都代表中国在与全球竞速，最终将决定中国能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实现突破和引领。
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育敏在同一论坛上介绍，央地联动政策引导下，今年国内核聚变领域创业投资异常活跃，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一级市场融资事件达到30笔，同比增长8倍；融资总规模达到80亿元，同比增幅超233倍；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，合计融资约15亿元。“聚变能投资呈现出大额化和连续化并存的特点，单笔融资额屡创新高，同时资本对优质标的的长期信心逐步增强，投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生态。”
郭育敏援引美国聚变工业协会《2026全球聚变产业报告》、欧洲聚变能组织《全球核聚变能趋势》统计数据称，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，全球核聚变产业年度新增融资同比激增69%，至44.8亿美元，行业累计融资额达142.4亿美元。2022年至2025年，全球五大经济体的核聚变总投入规模达203.5亿欧元，其中美国公共资金约49.5亿欧元、私营资金约24.1亿欧元，市场活力强劲；中国公共资金约54.5亿欧元，居五大经济体之首，私营资金仅15亿欧元——结构性落差恰恰说明中国的聚变投资远未饱和，仍需更多市场资本入场接力。
据澎湃新闻了解，除引入国家队中国聚变，孵化星环聚能、东昇聚变等托卡马克路线企业之外，上海国投还围绕激光聚变、仿星器、场反位形等多条非主流路径开展深入研究，通过赛马机制多点布局，目前已储备多个聚变装置项目，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张杰院士的双锥对撞点火激光聚变项目、林志宏团队的高温超导仿星器项目（即鸿鹄聚变）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孙玄团队的场反位形项目（即星能玄光）等。
2024年，上海国投旗下上海未来产业基金启航（初始规模100亿元，后扩募至150亿元），由上海财政作为单一LP全额出资。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投资部执行总经理刘理鹏对澎湃新闻表示，该基金设立之初就确立了“15+3”的母基金周期。最近两年，许多省份面向未来产业放宽了政府投资基金的存续期，但在两年前，设置18年超长存续期的耐心资本，在全国范围内都相当罕见。
未来产业基金采用“80%投子基金、20%直投”的结构统筹布局，在技术路线选择上多元包容。刘理鹏称：“上海已是全球聚变装置密度最高的城市，甚至没有之一。装置集群一旦形成，带材、磁体、核心器件等产业链各环节便会集聚。这是天然形成的共生生态：装置吸引产业链，产业链反哺装置，进而催生世界级的产业体系，吸引世界级的人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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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上，出现了这么一幕:新加坡防长陈振声在发言时，一度切换成中文，呼吁要以战略耐心增加互信，还解释说，面对压力也能保持战略智慧，选择符合自身长远利益的行动就是“战略耐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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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在西部海岸发动攻势，短时间内“势如破竹”，控制了大片区域，包括曼德海峡中的丕林岛。联合国安理会就此召开会议，中方代表在发言中对也门局势“深表担忧”，呼吁各方立即停火止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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